文丨刘赞
毛泽东少年时代阅历丰富，在走出韶山之前，他深入了解百姓疾苦，同时也通过读书学习饱览群书开阔视野。1915年在一师读书学习期间，毛泽东越来越不满足于课本学习所带给自己的知识，他对一些多而杂的课程及繁琐的校规很不满意，于是打算退学，遂向刚接任校长不久的孔昭绶先生提出了退学申请。他曾给朋友写信：“我真是不愿意在学校学习了，希望你回来，我们组织个团体，自己学习。我昨天晚上曾三次到校长那里要求退学。”(摘自湖南大学1967年出版《毛主席青少年时代的革命活动》书中记载)
孔昭绶本身对毛泽东的才气和能力都十分看重，在问明原委后没有批准他的申请，也没有严厉地批评，只是希望毛泽东再观察、等待一段时间。在这段时间学校进行了大量的教育革新，废除了很多的陈旧校规，也推出了新型的教学观念。这些改革与毛泽东的想法不谋而合，于是他重拾信心，打消了退学的念头。同时，他也想出了用“征友”这个方法来强化学习交流、增长见识，他通过到图书馆看书、听讲座来加强自修，通过社会实践来培养自身独立思考、独立生活的能力。
1915年9月，陈独秀在上海创办《青年杂志》(后改为《新青年》)，指出“伦理的觉悟是吾人最后之觉悟”，这也标志着初期新文化运动的到来。很快，毛泽东和他的同学们就聚集在《新青年》周围，他们开始探索“如何使个人及全人类的生活向上”等问题。从1915年至1917年，他们通过上百次的讨论，得出结论：“集合同志，创造新环境，为共同的生活”。
1917年5月，谭延闿二次督湘，杨昌济联络易培基、杨树达、胡元倓等向省政府进言创办湖南大学，建议被采纳后，杨昌济被任命为筹备办主任。开始，筹备办就设在杨昌济家里，后来迁到岳麓书院。经杨昌济同意，毛泽东与蔡和森、张昆弟、陈书农、熊子容等人，一同搬进了“湖南大学筹备处”(即岳麓书院的半学斋)，就在半学斋里开始了他们寄住在岳麓山下的生活。爱晚亭离半学斋很近，一有空闲，他们便相约一起到亭里子看书、谈论，有时候夏天还抱着篾席，到这里乘凉露宿。他们都是穷学生，完成自学之外，每天过着脚穿草鞋，上山砍柴、自己挑水，用蚕豆拌着大米煮着吃的清苦生活。但他们不愁穷、不怕苦，每天照常读自己爱读的书，讨论共同关心的哲学以及时事问题。在岳麓山下的这一段寄住生活，让他们渐渐的产生了一个新的“梦想”，那就是建设一个“新村”，建立一种他们理想中的人人平等、互相友爱的“新村”生活。在这里，他们时常围绕“集合同志，创造新环境，为共同的生活”进行深入讨论，他们“顿觉静的生活与孤独的生活之非，一个翻转而为动的生活与团体生活之追求”。1917年冬天，毛泽东、蔡和森等开始酝酿组织一个团体，立即得到同学们的响应，1918年4月14日，“新民学会”这个“建党先声”团体，在岳麓山下蔡和森家里正式组建。
1918年6月，毛泽东从第一师范毕业。他和志同道合的同学成立“工读同志会”，进行自己“新村”梦想的试验。他认为，新生活的创造来自青年学生同农村社会的结合，所以放在农村最为合适。经过考察，他觉得岳麓山一带，是最为理想的地选。此时吴佩孚、张敬尧部队已打进湖南，军阀混战、校舍被占，他们过着的是有一顿没一顿的生活，但为了寻找这一处理想的新生活地点，他们全然没有考虑眼前的生活和个人前途问题，日日夜夜存在于他们头脑里和挂在他们嘴边的是：“自己向何处去，湖南往何处去，中国往何处去，用什么方法解决这许多复杂的问题?”岳麓山古迹中流传的一副老对联“四面云山来眼底，万家忧乐在心头”，正好是他当时心情的写照。为此，他们几乎踏遍了岳麓山，踏遍了岳麓山附近的村落，反复商量、研究这些问题，同时为建设“新村”寻找到一个合适的地方。可是，他们最终并有没能够找到这个合适的实践“新村”理想试验场所。毛泽东曾在1919年《湖南教育月刊》上发表的《学生之工作》序言中说道：“我数年来梦想新社会新生活，而没有办法。七年(即1918年)春季，想邀数朋友在省城对岸‘岳麓山’设‘工读同志会’，从事半耕半读，因他们多不能久在湖南，我亦有北京之游(1918年8月至就勤工俭学一事赴京，至次年4月)，事无成议。今春回湘(1919年4月其母临长沙治病)，再发生这种想象，乃有在岳麓山建设新村的计议”，不久之后因“赴法勤工俭学”一事又再次耽搁。
1918年8月中旬，毛泽东第一次来到北京，经过老师杨昌济(由于军阀动乱，支持筹建湖南大学的谭延闿去职，省立大学创立遥遥无期，杨昌济应聘去北大做了哲学系教授)的推荐，毛泽东在北大图书馆当上了助理馆员，虽然是为组织新民学会会员赴法勤工俭学而来(相当于担任湖南赴法勤工俭学青年的“驻京办主任”)，但他的“新村梦”在这里得到了视野上的开拓和理想上的延续。在五四运动前夕，周作人(鲁迅的弟弟)将小路实笃的“新村主义”传入中国。1919年3月15日，他在《新青年》上发表《日本的新村》一文，详细介绍了小路实笃关于新村的基本思想和主张，在中国知识界产生了较大的影响。新村主义的基本思想是：“要求改变现存的不合人道的社会，建立一个财产公用、人人平等、共同劳动、共同生活的互助友爱的理想的新社会”，新村主义最根本的主张是：“提出过‘人的生活’”。周作人对这种“人的生活”作了进一步的解释：“新村的理想的人的生活，是一个大同大异的世界。物质的生活是一律的，精神的生活是可以自由的。”简单地说,这种人的生活分为物质和精神两个方面。物质方面强调人的必要的劳动。这种劳动“一方面是对于人类应尽的义务，另一方面是在自己发展上必要的手段。”在精神生活方面则主张自由发展，个人的思想、主张、信仰是完全自由的。这是一种带有浓厚无政府主义、人道主义色彩的空想社会主义，正因为新村主义具有空想社会主义大杂烩的特点，而当时这些思想在中国文化界，仍属主流思想，因此，经过《新青年》《新潮》《批评》等刊物的发表，吸引了很多的关注，社会上的青年人精神上感到一种分外的振奋…特别是彼时倾心于无政府主义的毛泽东、恽代英等受其很大影响。
此时的北京，在左舜生、王光祈、李大钊等“少年中国学会”会友的提倡下，正兴起了一股工读互助运动的浪潮。王光祈是工读互助运动的热心实践者，他提出了融“学习、生活、劳动、生产”为一体的具体实践设想，并在《少年中国》杂志发表。1918年12月，在李大钊、蔡元培、陈独秀、胡适、周作人、王光祈等17人的发起下，“北京工读互助团”率先成立，总计有团员30多人，分3个组。这些小组可以办俭洁食堂、洗衣局、石印局、平民补习学校，乃至织毛巾、袜子，制作四川腌肉、火腿、香肠等“勤工”的内容，工余则“按照指定的科目、时间前往北大上课”。在此期间，毛泽东与王光祈、李大钊交往频繁，并经他们介绍正式加入“少年中国学会”。毛泽东对王光祈的“菜园新村”及工读运动给予了密切的关注。
1920年2月的一天，毛泽东饶有兴趣地参观了王光祈试办的女子工读互助团，之后开始殚精竭虑地设计自己的“岳麓新村”计划。对于如何实现“新村”，青年毛泽东主张通过实施新教育，创造新人来完成。青年毛泽东曾深信教育救国论，认为改造中国必先从改造教育入手。在《学生之工作》一文中，他写道：“言世界改良进步者，皆知须自教育普及使人民咸有知识始。欲教育普及，又自兴办学校始”。青年毛泽东认为办学校只是施行教育的一端。而教育之全体，不仅学校，其一端有家庭，另一端则有社会。因此，青年毛泽东认为“言改良学校教育，而不同时改良家庭与社会，所谓举中而遗其上下，得其一而失其二也”。为了避免学校与家庭和社会脱节，他制定了一份潜心构想、极具理想色彩的“新村”计划，设计了新学校、新教育、新社会三位一体的总体构架，青年毛泽东要求“创造新学校，施新教育，必与创造新家庭新社会相连”。青年毛泽东认为新学校中的学生是创造新家庭的成员，也是能够成为创造新社会的种子。大多学生在毕业之后，“多鸳都市而不乐田园。农村的生活非其所习，从而不为所乐。”于是，农村无学生，便缺少“中坚之人”去“推行”“美满”的社会改造方案。青年毛泽东很欣赏俄罗斯青年为传播其社会主义，多入农村与农民杂处的做法(50年代中期，解放后知青“上山下乡”的概念也许正是与此有所关联)，进而在他的“新村”计划中规定，“新学校”学生们的工作场所，“必在农村之中”，学生的工作内容，“必为农村之工作”，目的是“养成乐于农村之习惯”。其次，生活在“新村”里的新人们，实行“一边读书，一边工作”。青年毛泽东这样安排一天的时间：睡眠8小时，游息4小时，自习4小时，教授4小时，工作4小时。工作之事项，“全然农村的”，包括种园、种田、种林、畜牧、种桑、鸡鱼6项。具体说来：“种园有二，一种花木，为花园。一种蔬菜，为菜园，二者相当于今人所称之学校园，再扩充之，则为植物园。种田以棉与稻为主，大小麦、高梁、蜀黍等亦可间种，种林须得山地，学生一朝手植，虽出校而仍留所造之材，可增其回念旧游爱重母校之心。畜牧如牛、羊、猪等，在可能畜养之范围内，皆可分别畜养。育蚕须先种桑，桑成饲蚕，男女生皆可为。养鸡鱼，亦生产之一项，学生所喜为者也。”再次，这个新学校、新家庭、新社会三位一体的“新村”，里面有“公共育儿院，公共蒙养院，公共学校，公共图书馆，公共银行，公共农场，公共工作厂，公共消费社，公共剧院，公共病院，公园，博物馆，自治会”等，是一个农林牧副渔工各业俱全的自给自足的单位。
在他看来，学生将学校当成家庭，所作的田产和林木都是私有之物。将所有学生的私有物汇合在一起，便可成为一个“公共团体”，取名叫“工读同志会”。这个“会”里设生产、消费、储蓄等部门，学生离开学校，在一定时期内不能取出存蓄的利益，约束期过后，可以取走一部分而留存一部分，通过这种方式，可以使学生和学校之间，长期存在联系。他认为：“新学校中学生之各个，为创造新家庭之各员。新学校之学生渐多，新家庭之创造亦渐多。合若干之新家庭，即可创造一种新社会。”“合此等之新学校、新社会，而为一新村。”青年毛泽东希望这类“新村”能起到“模范村”的作用，使“世人耳目，咸集注之”， 达到示范化的作用。
为此，他在1920年3月14日写给周世钊的信中谈得十分具体：我想我们在长沙要创造一种新的生活，可以邀合同志，租一所房子，办一个自修大学(这个名字是胡适先生造的)。我们在这个大学里实行共产的生活。关于生活费用取得的方法，约定为下列几种：(1)教课(每人每周六小时乃至十小时)。(2)投稿(论文稿或新闻稿)。(3)编书(编一种或数种可以卖稿的书)。(4)劳力的工作(此项以不消费为主，如自炊自濯等)。所得收入，完全公共。多得的人，补助少得的人，以够消费为止。我想我们俩人如果决行，何叔衡和邹泮青(蕴真)或者也会加入。这种组织，也可以叫作“工读互助团”。这组织里最要紧的是要成立一个“学术谈话会”，每周至少要为学术的谈话两次或三次……设计后，毛泽东为继续“驱张”启程赴上海。5月间，他应新民学会会员彭璜之约，和同学张文亮等一起在上海试验工读生活。他们在上海民厚南里租了几间房子，进行织袜子的劳动，“共同做工，共同读书，有饭同吃，有衣同穿”，毛泽东负责洗衣服和送报纸的工作，这种日子过得很艰难，洗烫衣服要来回取送，作为洗衣店的帮工，他每月的报酬是12至15块钱，其中往来于洗衣店和私宅及旅店之间仅车费支出就达到8块。试验了一个多月，他感到“殊无把握”。后来，随着形势的变化和人员各奔东西，这份计划也就“无限期地推延”了。
在1920年11月25日给向警予的信中，毛泽东写道：“几个月来，已看透了，政治界暮气已深，腐败已甚，政治改良一途，可谓绝无希望。吾人唯有不理一切，另辟道路，另造环境一法”。从1920年12月以后，‘新村主义’逐渐开始沉寂……。虽然从本质上来看，青年毛泽东的“新村”理想是一种“乌托邦”，存在着一定的缺陷，但这也成为了青年毛泽东等人思想转变的一大契机，他从“新村梦”改良道路救国的失败中吸取教训，推动转向了无产阶级革命的道路。1955年6月20日，在开展“新村”实验30多年以后，毛泽东携周世钊等重登岳麓山，在云麓宫前凭栏远眺，回想起少年时代追逐梦想以及同学朋友之间的点滴回忆……不禁留下了“莫叹韶华容易逝，卅年仍到赫曦台”的深沉感慨和念念不忘的故友之思。
（作者：湖南省岳麓山景区办公室主任 刘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