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总编辑 张益波
在当代金融界，有一位虽非科班出身，但却凭借自身执着与努力而成就斐然的书法家，他就是曾任中国人民银行衢州市中心支行行长、绍兴市中心支行行长、宁波市中心支行行长，现任上海票据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的宋汉光。
宋汉光先生
在高等教育越来越发达和专业分工越来越精细的当下，民众对“科班”出身似乎越来越“迷信”，仿佛只有“科班”出身的才是专业、正宗的。也许，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等现代西方科学领域如此，但在人文艺术领域却不尽然。放眼国内近代文艺史，鲁迅、茅盾、老舍、莫言等作家皆非高校中文系所培养，沙孟海、林散之、于右任、启功、赵朴初等书坛巨擘亦非出自专业的艺术院校……可见，文学艺术作为一门十分重视个人积淀与修为的学科领域，历来就与是否“科班”出身关系不大，“非科班”出身但却卓然成家的案例比比皆是、不胜枚举。同样，在当代金融界，亦有一位虽非科班出身，但却凭借自身执着与努力而成就斐然的书法家，他就是曾任中国人民银行衢州市中心支行行长、绍兴市中心支行行长、宁波市中心支行行长，现任上海票据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的宋汉光。
宋汉光，1962年生，浙江绍兴人，别署光汉堂主，系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中国金融书法家协会副主席、中国人民银行文联副主席、第八届宁波市书法家协会主席。作品曾入选中国文联“中国精神中国梦——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书法作品主题创作暨全国基层巡展活动”、中国书协“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优秀作品展”，以及浙江书协“浙江书法六十年书法精英展”等大型书展；论文入选中国书协主办的“第七届全国书学讨论会”；《书法》《兰亭》《书法导报》《美术报》等专业报刊曾对其艺术成就作专题介绍；入编 “浙江书法百家群星谱”“越中名人谱”等，出版有《光汉堂翰墨》等多部书法作品集，作品被国内外多家著名文博单位收藏。
汉光兄对书法的兴趣，最初萌发于家庭熏陶和父亲的严厉要求。其父在公安系统从事秘书工作，是当地有名的笔杆子，曾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参与撰写了著名的《枫桥经验》。与今日之秘书不同，早年间的秘书不仅要文采出众，而且还要能写一手好字。汉光兄父亲亦不例外，他信守“字乃脸面”的古训，故对年少的汉光要求极严，自小学一年级开始就要求其临习唐楷，每日写好两百字方能吃饭。在父亲的“高压政策”下，他常会因没写好字、不能吃饭而懊恼不已。但正是这种日复一日的勤学苦练，使其逐步体悟到笔墨所蕴含的无穷魅力，并逐渐由“要我写”变成“我要写”，甚至最终成了其精神寄托和人生追求。得益于良好的“童子功”，他在绍兴稽山中学读高中时就“因字成名”，被学校作为两名候选人之一推荐参加原浙江美术学院（今中国美术学院）举行的招生考试。然而，由于种种原因，他未能如愿以偿。事后，他跟自己说：能进固然好，不进亦无妨，只要我“心有艺术”，并持之以恒地坚持下去，同样会有所成就。需要指出的是，与今天的艺考生不同，汉光兄不仅艺术功底扎实，其文化课成绩也在学校名列前茅。最终，他以优异成绩考入了“国防七子”之一的南京理工大学。在校期间，虽然学的是工科专业，课业十分繁重，但他却初心不改，几乎将所有业余时间都放在了写字治印和学习书论上，一时成了南理工小有名气的“书法家”，但凡有制作黑板报、校报、大字报、展板和横幅等活动，皆有其身影及“作品”。在师生的赞誉声中，汉光兄更加坚定了寻梦书法的信心和决心。
大学毕业后，汉光兄被分配到了兵器工业部下属的一家军工企业。其位于淳安大山深处，交通不便，条件艰苦，但却远离城市喧嚣，有着一种“世外桃源”般的宁静，这对喜欢舞文弄墨、吟诗读书的汉光兄可谓是绝佳之处。在此期间，他不仅遍临各种法帖，并参加电视函授，还组织单位书画活动……沉浸在书法的世界中难以自拔，几近痴迷。借用电影《霸王别姬》台词来说，就是“不疯魔不成活”：为了买一套喜欢的书法碑帖，他可以一次性拿出两个月工资而不心痛；为了看一场心仪的书法展览，他宁愿忍受十几个小时的旅途颠簸；为了组织一次精彩的书法活动，他一个人忙前忙后全然不顾辛劳……正如其感叹：“书法之道无穷，书法的追梦人与古时的修道者很像，都要以百分百的诚心和执着潜心悟道，唯有苦心志，劳胫骨，方能有所明，有所得。”正是凭着这股执着劲，汉光兄的笔墨功夫日渐精进，经常在重要展赛中摘金夺银，成绩不俗，尤其是1988年其作品还入选了由书坛巨擘沙孟海担任评委的一次展赛，令其备受鼓舞。此后，因为工作关系，他先后辗转多地，但无论身居何处，无论担任何种职务，无论工作多么繁忙，其皆不废笔墨之功，每日染翰弄墨、勤学不辍。所到之处，他广结同道，拜师学艺，与钱君匋、章伯年、袁道厚等前辈过从甚密。可以说，“临碑帖、赏佳作、交名士、听鸿论”已成为汉光兄的从艺之道乃至业余生活状态。尤其是上世纪90年代初，他回到家乡绍兴工作，自此迎来了艺术人生的重大转折。因为对中国书法而言，绍兴堪称“圣地”；而对汉光兄而言，绍兴则不仅是故乡，更是他事业和艺术的“福地”。在这里，他不仅成功“转行”，由军工界进入金融界，并干得风生水起，一直做到行长。更幸运的是，他还遇到了沈定庵、朱关田等当代书法大家，从而使其职业生涯与艺术之路都发生了“剧变”，为其日后成为“金融家”和“书法家”奠定了重要基石。
众所周知，汉光兄书法以隶书见长，应该说这与身居绍兴、名扬书坛有“江南隶王”之称的沈定庵先生密不可分。在沈老的悉心教诲与指点下，他对自身的书艺追求作出了重新思考，并逐渐由“帖”转“碑”，根据自身性格、审美偏好将隶书作为了主攻方向。诚如其自言：“隶书中正充实、通脱大气，看似古拙，实则透着一股灵动之气，与我所追求的人生境界不谋而合”。从取法看，其可谓亦“古”亦“今”：“古”的是他钟情汉隶，不仅将斋号改为“光汉堂”，隐含着重振隶书、光大汉风之梦想与雄心，而且对《张迁碑》《礼器碑》《衡方碑》《石门颂》《西狭颂》等经典汉碑爱之弥深、用功尤勤，同时旁涉伊秉绶和金农等清人隶书，兼及汉简帛书；“今”的是他在不自觉中也受到了沈定庵、朱关田等当代书家的影响，从而形成了“汉隶为本、清隶为表、略带时风”的独特艺术风貌。观其书作，用笔逆入平出，结字奇正相生，体势宽绰开合，骨气清朗峭拔，墨色对比鲜明，透露出朴茂峻厚、苍浑遒劲、灵动率真、静中寓动的艺术气息。浙江省书协主席鲍贤伦曾评曰：“宋汉光长期以来用心致力于隶书的创作与研究，对汉碑、汉简、清隶用功尤勤，形成了敦厚而又灵秀的艺术面貌，为同行称道。”
更值得一提的是，与一般学书者不同，汉光兄不仅仅满足于操作层面，而是十分注重学书过程中的“思”与“悟”，这就使其避免陷入了“字匠”和“书奴”的窠臼。比如，其曾撰写和公开发表多篇书法理论文章，尤其是2006年写的《论北宋蔡卞的书法艺术》一文，选择从蔡卞这一“北宋三蔡”中最不为人熟知的书家入手，通过对史料和墨迹的客观分析，指出蔡卞书法富有独创性，更能体现宋代尚意书风的美学意趣，呼吁人们重新认识蔡卞在书法史上的地位及其审美价值。该文曾入选被誉为书法理论界的“奥林匹克”——全国书学讨论会，其选题视野和理论水准可见一斑。又如，他对书法的内涵与本质也有深刻洞见：“一幅好的书法作品，之所以能让人感受到超脱于书体技法之外的神采，盖因其结构、章法、造势乃至作为书写工具的笔墨纸砚无不刻着5000年来中国文化的深刻烙印，其一笔一画无不暗含着书者自身的品格风貌及其对世界的理解和感悟……在书法艺术的诸多成因中，惟把心灵深处的某种感情张扬开去，方可韵随墨流，游于法外。”中国美术学院书法系教授、博导白砥对此也十分认同：“宋汉光认为书法学的绝不仅仅是书之法，更多的是法之外的文化信仰，正因为我们始终坚持这种文化信仰，才使书法这一中华民族的精髓流传至今。”正是基于这样的书学理念，汉光兄在学书与创作中无疑高人一筹，他不拘泥于一笔一划、一招一式，而是更侧重对作品内涵和精神境界的感悟与把握，并通过对各种经典作品的分析、对比、取舍而融汇吸收、化为己用，使得作品法古而不泥古、创新而有法度。
书如其人。喜欢隶书、擅长八分的汉光兄做人做事亦似隶书一般规整、严谨、扎实。他曾说：“隶书这种书体和做人做事准则是一样的，隶书非常规正、结构敦实，每一个笔画都不能放错”“字的点画安排、结构布局，就如同管理工作一样，都要统筹兼顾，各得其所。” 由于其作风公正严谨、踏实认真，且善于统筹协调，故事业发展也顺风顺水。从某种程度上说，汉光兄成就了书法，而书法亦成就了汉光兄。正是得益于其卓越的领导才能和高超的艺术水准，其先后在衢州、绍兴、福州、宁波和上海等地担任金融机构负责人和书协组织领导者，尤其是2014年当选第八届宁波市书法家协会主席，成为国内为数不多的金融系统出身的地方书协领导人，令金融界为之骄傲。
铁肩担道义，翰墨济苍生。在坚定文化自信的新时代，书法更应走出书斋，服务公众，服务社会。对此，汉光兄不仅“想”了，如其曾撰写《探求书法艺术社会化之路》一文，深入探讨在艺术商品化的时代，如何促进书法艺术的普及化、社会化；而且“做”了，如其曾在宁波博物馆举办“爱心·善行——光汉堂翰墨公益书法展”，义卖书法作品70余件，筹得善款230万元，用以建设宁波市首座慈善公园——“善园”，诚可谓“知行合一，理行双证”。对其善举，社会各界都给予高度评价。鲍贤伦主席特意发来贺信：“宋汉光先生执意要为书法艺术的普及化社会化竭尽全力，这次公益书法展更是用艺术的途径直接推动慈善事业、造福社会的有益实践，令人钦佩。”原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王永昌亦赞曰：“书法有道，贵在坚持勤奋；书法有方，取得成就要有好的方法；书法有魂，它是中华文明的积淀；书法有价，体现了对社会的价值；书法无境，求道过程没有止境。”书法或许是“小道”，但慈善无疑是人间大道。汉光兄此举不仅推动了书法艺术走入“寻常百姓家”，而且用艺术传递了爱心，播撒了善意。这与当代那些自抬身价、远离大众、利字当头的书家形成了鲜明对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