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度融合 长三角牵手奔跑（纵深·聚焦长三角一体化①）

开栏的话

跨城生活越来越便捷，创新要素快速聚集，协调施政齐抓共管，区域内城市有了更明确的发展方向……在多年磨合中，长三角一体化的路径正渐渐清晰。

2018年11月5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开幕式上宣布，将支持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并上升为国家战略。长三角这块只占全国1/26的土地，再次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关注。

今天起，本版推出“纵深·聚焦长三角一体化”系列报道，展示新一轮长三角一体化向高质量迈进的火热实践和崭新特点，观察其经验与瓶颈，以期为其他区域协调发展提供有益借鉴。

2018年12月31日午夜，位于杭州湾入海口的上海洋山深水港，桥吊将2018年最后一个标准集装箱稳稳吊起，这座全球瞩目的集装箱码头迎来了第十四个新年。

这个建在浙江省小岛上的上海洋山港，是我国第一座离岛港口，也是我国唯一跨省域建设的港口，自2005年开港以来，击碎了种种跨区域港口难以运作的预言。洋山港的迅速崛起，使得上海港集装箱吞吐量已连续8年稳居世界第一。刚刚过去的2018年，上海港集装箱吞吐量有望突破4150万标箱，再创历史新高。

此刻，小洋山北侧也正蓄势待发。2018年12月12日，上海上港集团与浙江海港集团签订协议，共同推进包括小洋山北侧在内的洋山港区综合开发与合作。这一资本为纽带的跨区域合作，无疑将为小洋山港开发以及沪浙港口竞合打开新天地。

这是长三角一体化新一轮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标志。近年来，长三角地区上海、江苏、浙江、安徽四省市不断探索跨省域合作，地方创新实践与顶层设计互动，拉开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新时代大幕。

联通更密切，一体化浪潮奔涌

长三角四省市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互动频密。

2018年12月1日，上海、杭州、宁波三市地铁二维码互联互通，在上海可刷杭州、宁波地铁APP中的二维码乘坐地铁，在杭州、宁波乘地铁，刷上海地铁APP的二维码也能畅行。“互联互通后，异地乘客不用在现场购票，也不用另外下载APP来进出站，一个二维码畅行沪、杭、甬地铁，出行更方便了。”上海申通地铁集团信息管理中心主任金涛说。申通集团数据显示，截至2018年12月31日，累计有27269位上海人连通宁波地铁APP，40888位连通杭州地铁APP。同时，有2726位宁波人、1944位杭州人连通了上海地铁APP。

不仅是人口流动频繁，在长三角，沪、苏、浙、皖四省市政府部门间也交流密切。

2017年12月，上海党政代表团专门去安徽、江苏、浙江“走亲戚”，考察学习，商谈长三角合作发展；2018年年初，四省市高层领导在苏州举行座谈会，深入讨论长三角城市群和深化区域合作等议题；2018年3月，长三角区域合作办公室挂牌；2018年6月，长三角一体化发展三年行动计划审议通过……一年间，长三角一体化浪潮奔涌。

安徽出台支持保障长三角一体化的决定，浙江出台科技新政50条、支持跨区域G60科创走廊建设……与这些开放政策相呼应的，是来自各个领域一体化协作机制的创新。

打通省际“断头路”。一年间，沪苏、沪浙、浙苏、浙皖、苏皖的边界，多条“断头路”建设同时启动。各省市纷纷在资金、用地指标、建设模式上创新突破，缩短审批时限，下放审批权限；

各行业编制更详细的一体化发展三年行动计划。就在不久前，四省市就教育一体化达成一揽子战略协作，《长三角地区教育一体化发展三年行动计划》条条重磅；

用制度为区域一体化创新探索保驾护航。四省市人大常委会分别表决通过各自省份的《关于支持和保障长三角地区更高质量一体化发展的决定》。一个区域内各省级人大同步做出支持和保障国家战略发展的重大事项决定，在人大工作史上尚属首次；

打造推进长三角一体化的新载体。四省市联合相关金融机构，共同发起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投资基金，重点投向跨区域重大基础设施、生态环境治理等领域。

探索新机制，推动共生共享

巨大的一体化热情背后，是长三角区域迈向高质量发展的需求。

在复旦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张军看来，在上世纪90年代，长三角地区制造业经济获得赶超发展的机遇。彼时，为了赢得招商引资的发展机会，地方政府各自出招，经济走向一体化的动力和共识并不强。

“经历了将近30年的快速工业化和分散经济发展，大约到了本世纪初，沿海特别是长三角地区越过了经济发展的粗放阶段，需要走向经济发展的集聚模式。城市，特别是超级大城市和城市群在经济发展的动力和载体上开始扮演更加重要的角色，长三角经济一体化有了真正的内生推进动力。”张军分析。

江苏昆山是长三角一体化经典的作品。这个曾经的农业县，在上世纪90年代，依托浦东开发开放，引进外资，制造业集聚，走出率先发展的“昆山之路”。本世纪初，昆山又抓住上海加快转型发展和建设国际大都市的机遇，紧邻上海设立花桥经济开发区和花桥国际商务城，将服务业确立为主导产业，成功转型。

“传统的区域一体化发展，是指发达的大城市，为加快提升不发达的周边中小城市和乡村发展水平，通过构建以大带小、以城带乡的一体化体制机制和特殊政策，把大城市高度集聚的功能、资源、产业和人才优势，辐射扩散到周边城市和乡村，带动其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进程，加快缩小地区差距和城乡差距。长三角地区多年来的一体化发展思路和实践，基本属于这一传统的概念范畴。”上海社科院副院长王振说。

不过，随着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新的沿海战略和区域发展战略的“T”形布局雏形初现，新时代赋予了区域一体化新内涵。“它要求城市群中的各个城市，为提升同城化水平和国际竞争力，实现‘1＋1＞2’的效应。通过建立一体化建设和运营的体制机制和平台载体，消除行政分割，激发规模效应，实现更高层次的共生共享。在高铁、互联网、深度同城化和成熟市场经济的牵引下，这一新概念范畴的区域一体化正在成为长三角区域合作的主流。”王振分析。

做好支撑点，融入全球竞争

合作是内在发展的需求，也是参与全球竞争的需要，捏成拳头竞争力才能更强。

“小洋山北侧支线码头建设，对释放洋山深水港区现有的泊位通过能力、缓解陆上运输压力和优化区域集疏运体系具有积极作用。”上港集团副总裁丁向明说。同时，上港集团与浙江海港集团共同推进小洋山综合开发和北侧支线码头建设，无疑将有利于沪浙两省市携手打造“一带一路”和长江经济带战略支点，提升区域竞争力。

这在上海港和江苏太仓港的合作上已充分显现。2014年，上港集团与太仓港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共同经营太仓港集装箱三期下游两个泊位。通过这一合作，大大降低了运输成本、提升了转运效率，释放了上海港部分发展空间，也使太仓港每年增加60万至70万标箱货物，真正实现了双赢发展。

港口与港口，城市与城市，不仅是基于距离更是基于区位功能互补和专业化分工而高度连接时，呈现出了强大的生命力和活力。

“当前全球化条件下出现的新城市形态是巨型城市区域，其作为更大、更具竞争力的经济单元，正在取代城市成为全球经济的真正引擎。”上海市经济学会会长周振华认为，世界上最大的40个巨型城市区域，只覆盖了地球可居住面积的小部分、不到18%的世界人口，却承担了66%的全球经济活动、近85%的技术和科学创新。以巨型城市区域为单元的竞争，开始在一国的经济生活中发挥日益巨大的作用，这正是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的紧迫所在。

要啃硬骨头，突围刚刚开始

核心城市辐射、带动周边，推动区域内城市、产业转型升级，长三角高质量一体化效应正逐步显现。比如，截至2018年12月底，抢得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溢出效应的浙江义乌进口商品博览会秋季展已迎来16万人次客商。

义乌一直是出口小商品集散地，借进博会的辐射力，利用长期做出口积累的国际贸易平台和物流服务，转型做起了进口。参展的420家企业中，既有参加过进博会的企业，也有未入围进博会但有志于开拓中国市场的企业。从2018年11月13日开展至今，参展商们收获满满。

但是，“所有的探索才刚刚开始。”王振说，“长三角一体化上升为国家战略，是给了我们更艰巨的任务，是要啃‘硬骨头’、蹚‘深水区’的。”

王振认为，长三角一体化未来趋势将呈现三个新特征：

多领域的一体化。不仅有生态保护、交通互联、产业合作、科技创新领域的一体化，还有城市功能、要素市场、民生发展等领域的一体化。

推进载体的一体化。在基础设施、要素市场、公共服务等领域，长期以来都是按行政区分级设置机构，今后，三省一市应共同谋划、共同出资，建设一批覆盖长三角的专业机构。

制度建设的一体化。消除地区政策的标准不一、执行不一问题，让各地政策相互衔接、统一。发挥地方立法作用，开展合作立法，为一体化发展提供制度支撑和保障。

在王振看来，这三个方面的突破都不易，长三角区域要成为中国参与全球竞争的强势支撑点，需要更彻底的改革开放。

在2018年12月22日举行的“2018—2019中国经济年会”上，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黄奇帆就提出，长三角一体化上升为国家战略后，要在开放的高度、深度、广度上下功夫、做文章。高度就是指与国际市场相通的制造业、服务业的产业实力和能力，深度就是指与世界贸易组织、自由贸易协定等全球多边与双边的国际经贸规则的制定相融合的营商环境、制度安排，广度就是指各种开放、改革和产业升级的措施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成果。

“依靠长三角地区现有的基础设施和经济发展条件，进一步提升长三角地区对外开放的高度、深度和广度，我相信，长三角地区一定能不负众望、协调发展，建成我国对外开放的新高地。”黄奇帆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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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日报》（2019年01月02日10 版 记者 郝洪 巨云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