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海林：“印太”概念下的中美关系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2017年12月签发新版《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这一代表美国在国家安全和国际战略方面官方立场的基础性文件不但历史性地公开表露出美国以中国为战略对手、试图遏制中国决心的决心，而且还首次将印度洋-太平洋作为一个地缘战略整体提出并进行阐述，揭示出了美国试图在印度洋和太平洋两个方向实现战略联动，强化和扩大自己的联盟体系，围堵中国的战略意图。

美国不是“印太”概念的发明者，却是改变“印太”概念十年低迷状态的关键推动者。2007年8月，时任日本首相安倍晋三访问新德里。在印度，安倍不但首次使用了“印太”概念，而且还明确提出“印太”概念下的主要伙伴国家就是日本、印度、美国和澳大利亚。尽管日本一直孜孜不倦地呼吁“印太”合作，然而十多年来，“印太”战略构想却一直处于雷声不大雨点更是没有的尴尬境地。这一局面直到特朗普上台执政后才出现迅速而明显的改观。

特朗普对“印太”战略进行再包装并高调推出，极大提高了“印太”概念的话语力度。《报告》推出前后，美国与太平洋主要盟友日本和澳大利亚以及印度洋潜在盟友印度进行了多番互动，在外交和安全领域形成了一定的声势。没有特朗普政府的高调宣示，“印太”仍然只会是日本和印度少数政要和学者创造出来的自我安慰概念。虽然截至目前，美国“印太”概念的有关战略路径和方案仍然在规划中，但是必须承认，特朗普版的“印太”概念已经具备演化成为一套针对中国的遏制与对抗战略的基础。

首先，“印太”概念具有明显的指向性，就是要从地缘战略上对中国进行弧形遏制，战略动机非常明确。特朗普上台以来，在南海、台湾、朝鲜半岛等问题上对华采取强硬路线，不惜以签署“与台湾交往法案”的方式挑战中国的底线，测试中国的战略决心。特朗普的对华政策工具当中，经贸领域是贸易平衡和知识产权，地缘政治领域是朝鲜半岛核问题，台湾问题以及南海问题，在全球战略层面则是两洋联动的“印太”概念。

其次，“印太”概念在手段上以构建军事联盟对华进行协同威慑为主。特朗普在经济政策上具有明显的单边主义倾向，更愿意通过直接作用于双边关系的讹诈手段逼迫战略对手做出妥协，对于需要承担成本的区域多边安排缺乏兴趣。美国在“印太”概念下重新返回TPP(跨太平洋伙伴关系)的可能性固然存在，但特朗普经济政策上的极端利己心态将极大削弱美国任何方向上的经济合作规划的效果——假如美国在特朗普时代还能出台多边经济合作规划的话。

再次，“印太”概念的框架结构基本清晰，以美国为首，日澳印为辅。日本是美国亚太战略布局中的核心盟友，安倍政府对美国亦步亦趋。不但如此，安倍本人就是“印太”概念政治和外交上的创始人，日本对推动“印太”从概念走入现实的心态一向积极。澳大利亚到目前为止，是对“印太”概念表态最积极、行动最迅速的一个。特恩布尔政府上台以来一改前任政府的平衡外交政策，积极冲在了围堵中国的第一线。将特恩布尔的香格里拉对话会讲话描述为美西方吹响“印太”概念下围堵中国的第一声号角并不未过。相对于美日澳，印度拥抱“印太”概念，性价比则可谓最高。印度认为中国会受制于美日印澳四边机制的声势，对印度更加谨慎，印度还可以从美日手中获得实际需要的技术和装备支持，以谋求加大对中国在某些方面的战术优势，并借助“印太”概念加大参与国际市场力度，获取实际经济利益。

美日印澳在“印太”概念下加强战略合作将使中国的周边环境进一步复杂化，中国在对外战略中大国外交与周边外交的关联考量要素更加复杂，中国主要战略方向和次要战略方向之间保持战略协调的难度加大，导致中国崛起的外部制约因素上升。“印太”概念下美日印澳四国联动对中国的消极影响主要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中国周边安全环境恶化、战略压力加大。长期以来，美日同盟是中国主要战略方向即海上方向的主要压力来源。不论是南海问题还是台海问题，以及东海钓鱼岛问题，紧密协作的美日同盟都是中国安全和利益的首要威胁。而印度作为印度洋大国一旦正式参与美日印澳机制，对中国而言，便不仅仅是增加一个对手的问题，更为严重的可能后果是增加了一个战略方向，有可能导致两面受制的不利局面。

第二，中国大国外交和周边外交的关联要素更加复杂，策略配合更加困难。自中共十六大以来，大国外交、周边外交和发展中国家外交就一直是中国外交工作的三个基本方向。虽然十九大改变了十六大以来的“大国是关键、周边是首要、发展中国家是基础”的相关表述，但是，中国外交对象的分类方式并没有改变，仍然将外交按对象分成三大主要类别：大国、周边和发展中世界。其中，大国外交和周边外交在利益、目标与策略上如何协调，始终是中国外交面临的一项关键挑战。是以大国为重还是以周边为重，相关难题始终在中国外交中时隐时现。随着美日印澳四边机制的具体化，中国大国外交和周边外交的边界进一步变得模糊，印度算大国还是周边？对印政策是否需要考虑美国因素，具体来说，美日印澳机制下，如果印度在边界问题上试图复制洞朗事件，中国的考量因素是否会有所变化？

第三，中国在主要战略方向和次要战略方向上保持战略协调的难度有所增加，彼此牵制的可能性上升。印度方向长期以来作为中国崛起的次要方向，对中国的威胁不大，与中国的关系也处于可控状态。一旦印度参加四边联动，不论是寻求对华博弈的力度还是具体策略的关联性影响，都会有所上升。中国应对印度在次要方向上发起挑战的战略风险也会增加，会更加顾虑对印策略的地区乃至国际效应，有可能导致投鼠忌器局面的出现。

“印太”概念导致中国两线受制的可能性及其潜在风险是中国必须高度重视并慎重应对的。需要看到，战略风险是客观存在，但风险的程度究竟如何也必须进行冷静分析。至少就目前以及未来一段时间而言，美日印澳四边机制距离2006年印度学者纳拉帕特所设想的亚洲版北约还非常遥远，战略内涵不清晰，战略协调远远达不到军事政治联盟的水平，成员国力量严重不均衡，意图与能力并不匹配，且受到其他方向和其他因素的制约，短板明显，难以达到四边成员的战略预期。

再版“印太”概念内容不清晰、手段不具体。虽然美日印澳对“印太”概念进行了大量宣传，释放了许多战略信号，但是，到目前为止，四边如何将“印太”打造成一个战略整体概念依然缺乏可信的手段和明确的目标。不仅如此，部分参与国的能力和意图不匹配，缺乏完成战略目标的实力。提升大国地位和加大对华制衡，是印度参与“印太”框架的重要战略意图，但前者的实现，不但需要印度展示出对周边国家的威慑能力，还要求印度能为这些国家创造发展基于普惠甚至单方面优惠的公共产品，以形成这些国家对印度的依赖。印度目前不仅无法实现这一目标，反而还指望四边其他成员为印度提供助力。此外，四边框架内各成员地位有落差，难以保持稳定协作。四边机制当中，美国具有压倒性的主导地位，日本、澳大利亚和印度都是追随者。但三者的地位并不平等，日本和澳大利亚是美国的长期盟友，美日同盟更是美国太平洋安全战略的基石。印度和美国的关系，无论如何都无法和日本、澳大利亚与美国的关系相提并论。不平衡的关系格局必然对四边机制的行动能力和效率产生不利影响。最后，其他外交方向和因素对美日印澳存在制衡，各方难以下决心集中力量。即使在越来越积极地拥抱“印太”框架的当前，印度也不敢或者说不愿改变长期以来的平衡外交传统。而日澳则在对华经济关系上心态复杂，并不愿意完全跟随美国脚步对中国发动全面贸易对抗。

综上，由于各种因素限制，美日印澳在推动“印太”概念落入实处的过程仍然需要相当长的磨合，能否最终实现设计者的战略意图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中国应该相信自己有办法也有能力与之进行博弈，将不利因素将之最低，直至打破美国的战略图谋。

（叶海林，中国社会科学院南亚研究中心主任，海外网专栏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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