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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徐怡涛，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副教授，文物建筑教研室主任，主要研究领域为建筑考古、建筑历史和文化遗产保护、遗产地建筑设计。徐怡涛为梁思成先生学术助手、著名建筑学家徐伯安之子，首届梁思成杯全球侨乡建筑设计大赛专家顾问之一。在北京大学的教学和科研中，徐怡涛以及团队从事了大量文物建筑普查、测绘、鉴定以及遗址保护规划等工作，并发表了许多相关论文和著述。
古建筑为文化瑰宝，应投入更多资源
悠久的历史文化传承，使中国大地屹立着许多古老的建筑。梁思成与林徽因等先辈，在艰苦的条件下走遍大江南北，就是为了勘察、测量和保护那些记录着中国历史文化的建筑，并希望中国传统建筑内在的价值能在当今以及未来得以继续发扬。
近年来，许多地方如山东台儿庄、山西大同等地，兴起了大规模重建之风。在徐怡涛看来，作为重要场所的记忆和文化象征的历史建筑重建，具有存在的必要性，数十年来，也不乏成功的案例，例如滕王阁、黄鹤楼、颐和园后湖万寿买卖街等重建项目，这些建筑重建后都成为地域文化或景观的重要标志，得到广泛认可。但历史建筑的重建对设计者水平的要求极高，成功率很低，所以，在当前文物建筑的研究与保护尚未到位之时，更应将财力主要花在记录、研究和保护文物建筑上。因为，成功的复建，也必须基于设计者对历史文化和文物建筑深入的研究基础之上。 徐怡涛说，重建的难度在于，“历史是过去的社会、经济和人文发展的记忆。但重建建筑必然存在于现代社会背景之中，设计者如处理不好设计理念、建筑功能、结构、材料与技术等现代元素与传统文化的关系，重建设计就会沦为虚假的躯壳，不但缺乏灵魂，外型也经不住历史和审美的检验。文物建筑，是一段已消失的历史的载体，这种历史的真实性，是不可替代的，因而更加值得珍惜。” 徐怡涛认为，不是不能重建已消失或损毁的建筑，但现今文化遗产面临威胁的情况下，社会资源首先迫切要做的是什么，应有所侧重。目前，全国有许多真正有价值的建筑文物尚得不到妥善保护，而许多重建项目的出发点并非出于尊重文化、重塑历史记忆，而是以赚钱为目的。做一件事，不同的出发点就决定了做事的态度和方法，而态度和方法的差异决定了最终的成败。以赚钱为目的的项目，为加快资金周转，降低项目成本，提高经济效益，而忽视历史研究对项目的支撑作用，研究的缺陷，最终以历史文化的错谬为代价而呈现。这就是为何我们如今可看到的大量仿古建筑，虽然外观像古代建筑的样貌，但并没有文化根脉的注入，因此，无论其外观是仿宋还是仿唐或仿西方古典建筑，其形式都不能被深究，无法真正体现其再现的建筑风格所蕴含的历史文化价值。更有些地方，为建新而拆古，则属罪莫大焉了。 众所周知，古建筑的一木一砖一瓦，一院一房一门，都是其历史文化的产物和见证，蕴含着丰富的历史信息和文化寓意。但许多地方保护文物建筑不积极，很多城市的古建筑经过重修后，也部分丧志了历史真实性。因此，政府和社会应将更多的资源倾斜于文物建筑的详细记录、深入研究、科学保护和活态展示之上。对于有特别必要应予复建的建筑，则应善选哲匠、深入研究并精心设计、施工，将复建作为重塑历史文化的工程，切莫将其等同于普通的商业项目和建筑工程，否则不但浪费社会财富，还将留下莫大的遗憾。
建筑师应植根本土文化，掌握传统文化基因
“目前，开发商和建筑师们纷纷进入古村落，参与民宿旅游开发，从经济角度看，这一趋势迎合了我国当前旅游市场的需求，但从文化遗产的角度看，则存在相当大的风险。现在的状态如同站在分叉口上，一边通向能承载乡愁的美丽乡村，一边则通向庸俗媚态的伪古村落。成功的项目，可以实现历史文化和经济社会发展的双赢；而失败的项目，无论其经济是否成功，其结果都破坏了乡村的历史建筑、历史传承和历史文化氛围。失败与成功的关键差别，是开发方、设计方是否尊重历史文化，是否愿意投入时间及经济成本记录和研究历史文化，即，历史文化研究的深度决定了项目的成功度。”徐怡涛说。
对当前村落开发热潮的担忧，其背后的深层原因，徐伯涛剖析：“由于国内教育体制尚待完善，建筑学的教育体系也存在若干问题。建筑师容易形成以实现个人价值、经济价值为主要职业目标，而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建筑设计对社会价值、历史价值、文化价值的实现。目前，中国建筑专业的课程设置，还是重视专业技术层面的教育，而忽略了文化层面的教育。在基础教育和专业教育阶段，作为理工科的建筑学学生普遍缺乏系统的文史类教育和训练，难以形成自觉的历史意识，难以掌握从历史中汲取创新要素的能力，无法通过领悟历史文化而形成新时代的建筑作品”。 徐怡涛进一步解释道，“如果中国建筑师不能深刻理解自身的文化，就只能跟风西方建筑演变，但西方的建筑文化是根植于西方的文化和历史，从而形成不断创新的建筑文化体系。中国建筑对西方建筑的搬用，脱离了其文化脉络和成长条件，如同从一棵树上摘下一片片好看的树叶，但脱离了枝干的树叶，难免很快枯萎。跟风抄袭，永远无法知道原创者下一步会创造出什么，因为创造者有一套属于自己的文化与思维体系，形成了自己独一无二的创新思想。中国的建筑师，只有植根于本土文化的滋养，才有可能创造出基于中国的现实与历史，具有中国文化品位的原创性建筑，从而形成中国新时代的建筑文化体系，进而产生足以体现中国文化的经典建筑。”
大赛评委应多元化，重视人文与历史
“作为全球性的建筑设计大赛，自然会吸引世界华人建筑设计师的关注，是否可提练出一批有内涵的设计作品，非常重要。或者说，其设计作品的表现形式与内容，也将引领一批设计师将其作为设计风向标或参考典范。因此，大赛的评委也是至关重要的。”徐怡涛建议，全球侨乡建筑设计大赛的评委应由不同专家构成，而不只是建筑专业、设计界专家。评委不应仅从建筑的形式感与技术角度评选优秀作品，同时也应特别关注，参赛设计作品对地域历史文化、人文理念的提炼与升华的水平。
“本次大赛旨在推广人文中国建筑，对建筑文化是一次非常好的推动。虽然学生的建筑设计大赛，不太可能出现大师级的建筑作品，但会在不同的侧重点上推广和弘扬了中国的建筑文化和理念，一定程度引起了社会对传统文化的关注。本次大赛的核心要求是广东岭南元素的建筑作品，那么评委的构成，除建筑设计专家外，还应邀请广东当地侨文化和历史研究领域、人文研究领域的专家等。” 未来，中国建筑设计教育的方向应让更多人关注历史人文的研究，本次大赛以“人文”为中心点，有着重要的启迪作用。优秀的传统文化与人文理念慢慢积累，就能将文化的血脉连接起来，才有可能让后人更好地传承与创新。
建筑师应如梁思成先生一般，多走多看
“由于社会发展阶段的原因，中国建筑师的建筑设计量目前是全世界最大的，中国大部分建筑设计师在短时间内进行了大量的建筑创作，远远超过国外很多建筑大师一辈子的设计量。由此带来的现象是，外国建筑师因为建设量小，反而可以更重视对质的推敲。这也是中国建筑界不可否认的事实。改革开放以来的30多年，中国已完成了欧洲历经几百年才走完的建筑过程。但这些年来的中国建筑，能够被视为建筑经典的案例并不多。”
徐怡涛建议，中国的建筑师或建筑系的学生，应如梁思成先生一般，多考察历史建筑，多走不同的地方，领略和熟悉不同的传统文化和风土人情。教科书上的内容远没有鲜活的传统文化丰富多彩。当我们亲自置身于文物建筑现场，内心所感受到的韵味，是难以被图片或文字所传达。“梁思成、刘敦桢等前辈先生就是在实地调研的过程中，形成了许多有价值的学术成果。‘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这就是我们前辈学人筚路蓝缕、尽心竭力地探索和保存中国传统建筑的写照，而他们所获得的成果，成为我们今天进步成长的养料，那么，我们这辈人的历史使命又是什么呢？我们又该做哪些工作，留下什么给后人呢？” 徐怡涛希望，各界同仁能够共勉，开启无愧于中华文明光辉的建筑新篇章。
关于徐怡涛之父 中国著名建筑学家徐伯安先生 梁思成先生在清华大学继续开展古建筑研究工作时，清华建筑系派了三位青年教师作为梁思成先生编修《营造法式注释》的学术助手，其中一位就是徐怡涛的父亲徐伯安先生。 徐伯安是中国著名建筑教育家、建筑史学家、国家特许一级注册建筑师。1954年2月毕业于清华大学建筑系并留校任教，并承担清华大学设计院前身的清华大学建校组组长，参与了建国初期清华大学校舍的建设工作。徐伯安先生长期从事建筑教育、建筑历史研究和建筑设计工作，是梁思成后半生从事《营造法式》研究和建筑设计的主要助手，他们的成果获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国家建设部设计一等奖。 徐伯安从教40多年，桃李满天下，一生致力于建筑历史与理论的研究，强调理论与实践、继承与创新的结合，为中国建筑学的研究和实践做出了杰出贡献。徐伯安设计了颐和园后湖苏州街（万寿买卖街）、清华大学工程物理馆、北京十三陵九龙宫、清华大学校友会馆、湖北随州炎帝祠、山东龙口徐公祠、毛主席纪念堂（参加）、鉴真和尚纪念堂（参加）等70余项工程，屡获国家教委、建设部设计奖。 徐伯安为人正直，对学生祥和无私，对事业睿智勤勉，是中国建筑史学领域的重要学者，也是中国建筑设计领域的哲匠。2002年1月3日，徐伯安先生病逝于北京，享年71岁。
梁思成杯全球侨乡建筑设计大赛
在梁思成先生的后人以及梁思成之弟梁思礼院士的支持与授权下，首届由江门政府相关部门联合广东侨界人文学会主办，有着独特的社会意义。大赛自2015年11月份正式启动，获得了全球设计界的积极参与和支持，成为共推人文中国建筑的发展、促进建筑界交流的一个平台。 本届大赛主题为：传承.人文.创新。 参赛设计题目为：具广东南风格的单体建筑或建筑群，包括：１、侨乡文化建筑；２、侨乡都市 住宅；３、侨乡乡村民居。 大赛官网：www.lscbadc.com 报名及作品截止时间：2016年6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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