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以出土大量高等级良渚玉器而闻名,被认为是良渚文化晚期的中心之一,是国家文物局“考古中国”重大研究工程“长江下游区域文明模式研究”课题的组成部分……这就是位于常州市天宁区的全国文保单位常州寺墩遗址。2019年,寺墩遗址开启了第6次考古发掘,历经4年多的艰辛努力,在这里有了众多新发现。6月10日是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新华日报·交汇点记者在南京博物院寺墩考古工作站,首次将镜头对准最新发掘的墓葬区,看一看近年的考古发掘究竟发现了什么。
寺墩遗址第六次考古发掘现场。
高端奢侈品玉璜,可见5000多年前已出现社会分化
1973年,当地村民在这里取土时,意外发现了玉璧、玉琮,寺墩遗址因此被发现。南京博物院寺墩遗址考古发掘项目负责人于成龙表示:“当地老百姓告诉我们,当时挖到的玉璧、玉琮多到需要用扁担来挑,可见地下玉器之多,寺墩埋藏的良渚文化之发达。”
寺墩遗址前5次考古发掘有哪些成果呢?“最重要的发现是良渚文化时期的3号墓。”于成龙说。
墓主人是一位20岁左右的年轻人,随葬品中包括33件玉琮、24件玉璧,以及玉珠、玉管、玉锥等组合成的项链,是目前良渚文化随葬玉琮、玉璧数量最多的一座,等级之高屈指可数。这个年轻人,占有大量的玉器财富,很可能是良渚文化时期的部落首领,巨大的贫富差距是严重社会分化的标志之一,这是学术界普遍认为良渚已经进入古国时代的重要证据之一。
寺墩4号墓也有重要发现,出土的一件人面兽面组合纹玉琮,是南京博物院的十八件镇馆之宝之一。
这次考古发掘,这片墓葬区有什么最新的发现?据于成龙介绍,到目前为止,墩北台地共发现了40座史前墓葬,主要属于距今5000多年前的崧泽文化时期,良渚文化就是从崧泽文化演进而来的。88号墓的随葬品共有32件,是本次发掘的墓葬中随葬品最多的,包括鼎、豆、杯、壶等陶器,崧泽人陪葬往往是这样的一套相对固定的组合,此外还有一件玉璜。
玉璜是什么?墓葬里只陪葬了一件玉器,是不是说明墓主并非大富大贵?于成龙表示,从各地的考古来看,玉璜出土时都位于墓主人脖子的部位,因此学术界普遍认为,玉璜就类似今天项链上的佩饰。玉器是当时的奢侈品,良渚时期的玉器非常发达,大墓中会有很多玉璧和玉琮,但是在崧泽文化时期,玉器器型较少,种类不多,常见玉珠、玉管、玉玦等,玉璜在当时就是比较大型的玉器了,属于当时的高端奢侈品。
在40座墓葬里,只有两座墓葬各出土了一件玉璜,可见玉璜在当时非常珍贵。另外,出土玉璜的墓葬,随葬的陶器也很多,像88号墓随葬31件陶器,这在当时已经是等级较高的墓葬。也就是说,崧泽时期的墓葬也分等级,墓主人也有身份差别。据于成龙介绍,这片台地上发掘了两处崧泽墓地,一处就是我们现在所处的台地东北区,这40座墓葬,大多数随葬品在10件以上,二三十件很常见。
“打个比方,这里埋葬的是当时的大富豪和小富翁。而台地西南方还有一处墓地,共发现了8座墓葬,随葬品基本在10件以下,墓主人相对贫穷。可以看出,这两处墓葬区等级有明显差异,也就说明墓主人生前的社会地位差异很大,可见当时出现了明显的社会分化,地下世界是人间状态的折射反映的是人间的百态,几乎迈进了文明的门槛。”于成龙说。
考古工作中,墓主的头朝哪个方向是一个很受关注的细节,这很可能与当时的习俗或者是信仰有关。但是这批墓葬的头向不一致,有东西向的,也有南北向的,对此专家也很疑惑,需要下一步工作重点关注。
更引起专家注意的是,这些随葬品放在棺木的位置。从95号墓可以清楚地看到,大部分随葬品放置在棺外,但这几件体型较小的随葬品是放在棺内的。比较有意思的是,这在不同遗址间也是有差异的,比如15公里外,同时期的常州新岗遗址,器物主要放在棺内。
水井、红砖、土墙,留下了无限的遐想空间
在寺墩遗址的探方内,还可看到一个“洞”。让专家们惊喜的是,这其实是良渚文化时期的一口水井。在水井里,居然留下了一根木头。
“这口水井距今大概4000多年”,南京博物院考古研究部助理馆员余官玥说:“这也不是一般的木头,这是穿越到良渚水井的崧泽木头,可能是一座建筑物的构件。这处遗迹当时就建在水边,它也可能是栈桥或是码头的一部分,甚至有其他可能,一切还需要等待进一步的考古发掘。”
现场,记者还发现地面上留下了无数道长长的痕迹。余官玥告诉记者,从现在发现的范围来看,这里有植物铺垫过,东西长度超过了20米,南北宽度到达探方边缘已经超过10米,无论它是房址或是其他建筑物,它的规模都相当惊人。
“这类木质遗存属于有机质文物,如果直接暴露在空气中很难保存下来,出于保护需要,我们只揭露了其中的一小部分,希望通过局部解剖了解它的结构和性质。接下来我们要制定严密的发掘方案,只有确保文物能够得到妥善的保护,我们才会启动下一步的发掘。”余官玥说。
除了崧泽文化的遗迹,良渚文化遗迹也有重要发现。
在探方墙壁上的土有很明显的黄色和黑色的分界线,黑色的地面就是崧泽人生活的地面,黄色地面就是良渚人生活的地面。
良渚人的生活面发现了好几个灶,还有红烧土的房基。
于成龙解释说:“红烧土就类似于今天的红砖,都是土壤被火烧过后形成的。红烧土经常被先民们用作建筑材料,可以使墙体更为坚硬而且防潮。所以这处红烧土应该是当时建筑的墙基,但它究竟是什么建筑,还有待下一步发掘。”不过让专家疑惑的是,已经揭露出来的红烧土基槽长度已经达到9米,东西两端的边界都还没确定,如果作为房子的话,这个面积即使放到现在也相当大。
这是不是供人们集体活动的空间呢?让人有无限的遐想空间。
良渚人没有铁器,也没有砖头水泥,他们是怎么盖房子的?
“这片红烧土可以很直观地展示当时的‘木骨泥墙’工艺。这上面的凹槽就是植物的茎杆的痕迹,当时的人以植物茎杆作为骨架,在两侧糊上泥,做成土墙。但是这样的土墙并不结实,很容易被雨水泡软、冲塌,因此人们会在墙边和地面堆上柴火,放火烧烤,让它变得坚固。墙体建好后,人们再搭建屋顶,铺上茅草,房子的主体就盖好了。”于成龙说。
在泥里拌稻壳,能够增加泥土的韧性,这样做可以提高建筑质量。此次考古,在发掘区域内还没有发现稻田的遗迹,但红烧土内的稻壳说明,周边一定有当时的水稻田。
5000年前,聚居在这里的良渚人就砌泥墙筑屋,过上了饭稻羹鱼、琢玉磨石的生活。我们常说,中华文明5000年,寺墩遗址也是一处考古实证。
日月山刻符,5000年前不同文化的交流印记
文物出土后,会暂时保存在临时库房,尽快对文物进行保护、修复、绘图等整理工作,这也是一个深入研究的过程。
“这里有12件陶豆,每一件都‘长’得不一样。豆字甲骨文的写法就是一个高足盘,这12只豆出自同一座崧泽墓葬,是当时人们盛放食物的器具。”在南博寺墩考古工作站临时库房,南京博物院考古研究部副研究员陈钰告诉记者。
在史前考古中,豆是一种常见的生活器具,并且经常用来随葬,根据《周礼》《说文解字》等文献记载,豆不光是盛放食物的器具,也是用于祭祀的礼器,用带高足的盘盏盛放祭祀品,能够显示出对神灵和先祖的崇敬。
桌子上有几件漆绘彩陶壶,表面有黄、红、黑三种颜色的图案,是用颜料在陶器表面画出来的。南京博物院请中科大作了检测,红色的主要成分是铁矿石,黑色的主要成分是石墨。
最精美的一件纹饰繁复、构图精巧,非常具有设计感,可以说是一件相当精美的艺术品。“可见当时的崧泽人有相当高的审美品位,反映了寺墩遗址在崧泽时期已经有了较高的发展水平。”陈钰说。
漆彩很难保存,让记者不解的是这几件彩陶壶为何保存如此完好。陈钰告诉记者:“它们能保存下来,得益于稳定的保存环境。它们出土于崧泽时期的水井中,一直处于饱水状态。行业内有句调侃的话:干千年,湿万年,不干不湿就半年。这就是这几只彩陶壶保存至今仍然完好如新的原因。”
这些彩陶壶是做什么用呢?是酒器吗?陈钰表示,彩陶壶应该不是用来喝酒的,因为它出土于井中,所以它作为水器的可能性更大。
“如果非要说跟酒有关,我感觉这种宽把杯可能更适合作酒器。再比如说这种良渚时期的陶鬶,它的下面是三个袋下面有三个袋形的足,可能是一种温酒器。”陈钰告诉记者:“这里的陶鬶做得特别漂亮,你看它们像不像一个人昂着头,很神气地站在那里?很有生气,特别形象。陶鬶做成袋足比底下是整个一个圆底的好处是受火面积要大好多,可以更快加热。在寺墩遗址,出土的陶鬶数量大、形制多,是寺墩遗址良渚文化的代表性器物之一。”
一种大口尊,崧泽和良渚时期都有,有学者认为它可以用来酿酒。这样的尖底其实特别适合酿酒,即使在今天,啤酒厂的酿酒车间,仍然使用尖底的容器。
记者发现,大口尊上有一个特殊的刻划符,像是太阳从山头升起,或是太阳落山,它有什么特殊的意义?
陈钰表示,史前考古对于刻划符号比较重视,因为它们很可能是文字的雏形。“日月山”符号,上面是太阳,中间是月亮,下面是山,这是大汶口文化中常见一种刻划符号,也是山东省考古研究院的院徽元素。大汶口文化以山东为中心,距离今天大约6500年到4500年之间,这种刻划符号在长江以南的寺墩遗址被发现,说明良渚文化和大汶口文化虽远隔千里,但仍有密切交流。
一件刻划符,和古代兵器三叉戟相像,这种纹饰在山东大汶口文化中也比较常见,再次印证两地之间的密切交流。陈钰认为:“实际上,我们今天说的崧泽、良渚,都是环太湖流域的一脉相承的考古学文化,广泛分布于江浙沪地区,它们自成一体又吸收了周边文化的因素,从而形成了清晰的文化发展脉络和独特的文化面貌。”
如果按今天江浙沪皖推进长三角一体化的视角来看,考古学界曾提出“大崧泽文化圈”的概念,认为大崧泽文化圈覆盖的范围还包括安徽的凌家滩遗址。“也就是说5000年前,江浙沪皖的很大区域就处于同一文化圈。”陈钰说。
在5000年前的环太湖流域文明演进过程中,寺墩遗址处于什么地位呢?
“传统学术观点认为,寺墩是良渚文化晚期的中心,但是综合这些年的考古发掘,寺墩遗址从崧泽文化时期就已经很发达,在良渚文化时期走向了一个高峰。虽然考古工作远未结束,还有很多学术问题有待证实,但从遗址的规模、出土器物的等级来看,寺墩遗址应该是太湖北部地区良渚文化的中心聚落遗址。”于成龙告诉记者,“目前太湖北部地区至少存在寺墩、高城墩、青城墩三个聚落群体,其中寺墩遗址等级最高,它们共同构成了太湖北部良渚文化时期的文化格局。”
记者 杨民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