湘江周刊·封面丨历史长河，以“志”铭记

　　湘江

　　湖南省地方志编纂院，紧邻着湖南烈士公园跃进湖。初去时，有些茫然。电话那头告知：“进了一条小路，顺着地势向上走，就在山顶。”

　　还以为前路漫漫。结果，踏着重重树影走上一小会儿，到了。说是山，不如说是个小丘来得诚实。我们笑。

　　接我们的院党组书记、院长江涌说：“这里就是河东有名的罗洋山。”清初顾祖禹的《读史方舆纪要》称:“大富山，府北七里，名罗洋山，峰峦峭拔，流水萦带，为一郡之胜。”在光绪《湖南通志》中，也有同样记载。唐贞元二十一年(805),大文豪韩愈赴江陵府任职，途经长沙，曾登临此山，赋《罗洋远眺》一诗，盛赞风物之美。

　　跟着江涌上办公楼三楼，过走廊，开一扇门，别有洞天——一座六角攒尖顶的仿古凉亭俏立山顶。《罗洋远眺》勒石亭旁：“绕廓青山一座佳，登高满袖贮烟霞。星沙景物堪凝眺，遍地桑麻遍囿花。”

　　读罢诗，举眼望。视线里满是夏日里葱茏的树冠与高于山顶的城市建筑，只好凭一幅古代地图想象。“罗洋山其实是隔湘江与岳麓山遥遥相望的。”江涌指着地图，“山的东面受浏阳河水切削，悬岩壁立。”

　　“河，就是现在的跃进湖。跃进湖是1958年修京广铁路截断浏阳河U形河道而成。”

　　地方志记载的一连串翔实的历史地理信息，让眼前平平无奇的风景，霎时变得古朴悠远了起来。“做地方志工作的，自己家门口的事当然先得考证清楚。”他微笑。

　　思接千载，一时默默。我们浅尝了地方志编纂工作的魅力。目光停在韩公亭亭柱的对联上：

　　翠染罗洋山，久历沧桑留永唱;

　　书盈方志馆，矢勤积淀写春秋。

　　地方志当然不止用于访古凭吊。它是以一定体例全面系统地记述一定区域内各个方面或一个方面历史与现状的资料性文献。观地方志，可知“一方的古今总览”，其地理沿革、历史变迁、风俗人情、豪杰俊才，足以遍观概览。它也是最好的教科书，意蕴悠长的文化积淀、浩然的精神气质、丰富的理政经验，其中都有体现。

　　山水，哺育着我们的灵魂;历史，厚重了我们的品格。浩浩志卷，全面展现了中华民族的生存繁衍史，告知我们来自何处，又将去往何方。

　　薪火相传，绵延不断

韩公亭。

　　编修地方志，是中华民族独有的文化基因和优良传统。“最古之史，实为方志。”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梁启超如是说。他还举例：“如《孟子》所称晋《乘》、楚《梼杌》、鲁《春秋》，庄子所称‘百二十国宝书’比附今著，则一府州县志而已。”

　　《周礼·地官·司徒》载：“诵训掌道方志，以诏观事”，意思是为王介绍四方风俗物土与掌故，使王通晓历史故事。后世的“方志”在用词上受到了《周礼》的启示，但含义不断演变。

　　秦汉时期，伴随着郡县制的建立，方志形成了地记与图经两种雏形。地记主要记载山川、风土、物产等地理内容，也有人将记述地方人物的郡书列为地记范畴。东汉光武帝刘秀为宣扬其家乡南阳人文之盛，诏令编纂《南阳风俗传》，使刘秀成为至今所知最早下诏修志的皇帝，“郡国之书，由是而作”。

　　图经，即地图加文字说明。隋唐时期，随着中央集权加强和地方世家大族式微，以及印刷术的发展，图经开始成为方志的主体，于北宋达到鼎盛。目前公认的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官方修志机构是北宋的九域图志局，设立于宋徽宗大观元年(1107年)。北宋乐史撰写的《太平寰宇记》，创造性地增加了各地的风俗、姓氏、人物、艺文、土产等人文和经济方面的内容，为后世修志树立了史、地、人、文并重的范例，被后人称为“州县志书之滥觞”。这类志书逐渐成为了方志的主流。

　　元明清时期，由于统治者自上而下地大力推动，传统方志逐渐发展到鼎盛。明正德时已出现“天下藩郡州邑，莫不有志”的局面，而清代全国所修志书达到6000种左右，数量远超以前各个朝代。

　　“是一代代的继承发扬,让地方志逐步脱胎于地理学、历史学范畴,而发展成为一种古今总览的独立学科，为大众所用。”副院长张征远从事地方志工作多年，一番寒暄之后，便进入谈古论今“模式”，旁征博引，娓娓道来。

　　他向我们介绍，湖南方志在历史上数量很多，但宋以前的方志大都已经散佚。据史籍著录和清代辑佚书中的情况反映，湖南地区的方志著作最早约出现于三国时期;南朝时期，湖南方志类著作开始逐渐增多，此时还出现了“湖南全省范围内第一部省志”《荆南地志》。目前保存最完整的湖南旧志是唐代的《南岳小志》，收录于《四库全书》；此外的大量地方志仅有小部分零碎条文散见于各类书中，为清代的辑佚书《汉唐地理书钞》《麓山精舍丛书》辑存。湖南现存旧志500多种，大多数是清代方志。

韩公亭旁的《罗洋山远眺》。

　　清光绪年间成书付梓的《湖南通志》，是迄清末一部内容最为丰富，最具参考价值的湖南省志。地理门详记湖湘舆图、郡县沿革、分野、经纬、山川、形胜、古迹、陵墓、风俗。武备门上溯秦汉至清历代战乱及其兵备防务，详近略远，记曾国藩、左宗棠等湘军将领办团防，增水师，练湘勇楚勇，为研究清代社会提供了珍贵史料。历代湘籍人物及流寓者，凡见之文献，悉为收录，并蒐集湖湘文人墨客述作，蔚为大观。

　　新中国成立后，迈入社会主义新方志阶段。其核心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编纂地方志。新中国的史志编纂，贯穿其中的就是党领导人民进行革命斗争以及改革开放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百年历程。

　　1957年11月，中共湖南省委决定新修《湖南省志》。1958年6月正式成立省志编纂委员会。同时，地(市)、自治州、县也大都建立了修志机构。1959年，《湖南近百年大事记述》由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并于1962年出版修订本。1961年，出版《地理志(上)》。次年，出版《地理志(下)》《地理志(上)》修订本。这是全国各省省志中仅正式出版的两种。1960年还油印出版了《湖南省志第五卷·交通志》。在省志编纂出版的同时，各县、市也大多作了资料搜集、整理工作。20世纪80年代开始，我省全面掀起了修志高潮，截至目前，全省编修各类综合志、部门志、专题志、名镇名村志、小区志等逾600余种。

　　薪火相传，绵延不断。地方志独特的“官修”“政书”特点，客观上保证了志书的权威性和连续性，并以其鲜明的地域色彩，成为地域文化最丰富的载体、最厚重的积淀，是人们鉴古知今、了解熟悉地情民风的重要途径。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宁德工作期间就曾说：“要马上了解一个地方的重要情况，就要了解它的历史。了解历史的可靠的方法就是看志;这是我的一个习惯。”

　　盛世修志，文以载道

《湖南年鉴》。

　　“从前的日色变得慢/车，马，邮件都慢……”

　　相较于传统社会，现代社会信息量爆炸，日新月异。如今，“地方志”一词被提及时，其概念范畴要比传统的地方志书含义更宽广。除了传统意义上全国性的总志、省府州县志、镇村志、卫所志，新方志种类更加丰富，包括省(市、自治区)志、市(地区、州、盟)志、县(市、区、旗)志、镇(乡、街道)志、村(社区、小区)志，以及部门志、行业志、专业志、专题志、特色志等。

　　根据2006年5月18日公布施行的《地方志工作条例》，地方志包括地方志书与地方综合年鉴，其中地方综合年鉴是年度资料性文献，逐年编纂出版，横陈百业，每年卷记述的是上一年度本行政区域自然、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文明等方面的基本情况与发展概貌。

　　“2022、2021、2020……”《湖南年鉴》，依照顺序安放在书柜中，有一种收藏了时间的沉静感。我们稍稍浏览，过往时光就倾泻而出。除了厚厚的《湖南年鉴》，从2021年始每年还有一本《鉴证湖南》摄要选萃，以简明扼要的年度资料，分篇章全面系统客观记录全省各领域的重大决策、重大施政、重大活动、重大工程、重大事件、重大成果等。

　　江涌向我们介绍，此类轻量化的年鉴表达形式，更具时效性、更具传播性。此外，除规划列入编修的省市县三级综合志书之外，还围绕湖南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的建设热点进行策划、创新。比如，推出了全国首部公开出版的城市居民小区志《梅花小区志》，将社会百业、人民生活、人物家庭作为主体部分，在结构、章法、语言风格等方面进行了大胆探索；推出10多部名镇名村志(《阳山村志》入选中国第六批中国名村志丛书)，既为后代留下宝贵的乡土史料，也为地方发展提供风土人情及地情资料；应湖南省援疆前方指挥部邀请，对《湖南对口援疆志(1998-2022)》反复雕琢、精心打磨，力求将其打造为精品佳志;推出了《岳阳楼志》《洞庭湖志》《舜帝陵志》《炎帝陵志》《湖南乡镇简志》等一系列特色志、专题志，呈现“百花齐放春满园”。此外，湘潭市地方志编纂室编纂的《韶山灌区志》，深入挖掘提炼韶灌精神，拓展红色资源内涵，是全省第一部反映大型水利工程建设的志书；株洲启动编纂全国首部《株洲红色资源志》；益阳启动《益阳古代史》的编纂，探源益阳文明进程，打造地域文化品牌……“同时，我们更注重宣传推广，先后与湖南日报社、湖南地图出版社、中南大学出版社、当代中国出版社达成战略合作。通过各种渠道让方志走近大众，让更多的人了解方志这个独具中国特色的优秀传统文化。”

　　“要开门办志。”江涌说，“湖南数字方志馆”已上传各类志鉴数字化地情文献近4.4亿字。这让我们感到亲切。写文章、查资料，倒是经常访问这个海量且免费的网上数据库。“近几年来，我们对数字方志馆功能进行了持续的完善。另外，我们还依托这些资源，开展“用活地情影像资源 服务全省旅游发展”活动，征集影像资料565部等等。但访问人数还不够多，得让大家都知道并用起来这个数字馆才行。”这是他的急切期盼。

　　“隔代修史，当代修志”，地方志既是讲好中国故事最重要而生动的载体，也是讲好中国故事最直接最丰富的源泉。江涌说，例如《十八洞村志》《湘西州扶贫志》以“中国之志”记录“中国之治”的时代使命和行动自觉，是时代特色、地域特色、扶贫特色和专志特色的有机融合，为讲好中国扶贫故事提供了独特的样本。《花垣县扶贫志》《凤凰县扶贫志》《汝城县扶贫志》入选中国扶贫志丛书编纂名单，全省扶贫志编纂工程启动。

　　跨越时空的旅人

近年编纂的志书与年鉴。

　　走近方志工作者的办公桌，第一感觉是“满”且“杂”。打印好的志稿、参考资料、工具书，堆得满满当当的。细看，杂中有序。“改了多稿，可不能弄混乱了。”省志工作部主任蔡素云说。一沓又一沓，醒目标注着“第一稿”“第二稿”“第三稿”……“这不算多，有的改到七、八稿才算完。”这是第二轮《湖南省志》、“湖南省特色志丛书”、《湖南通志》的编纂工作。

　　清代学者章学诚说，修志有“五难”：“清晰天度难，考衷古界难，调剂众议难，广征藏书难，预杜是非难”。难，要靠求真务实的态度一一攻坚。

　　蔡素云介绍，地方志书每二十年左右修一次。这是一个庞大的文化系统工程，要由本地区各有关部门通力合作才能众手成志。承编单位的编修人员大多不具备修志专业知识，也缺少编纂的实践经验，这就需要地方志工作机构的专业人员对其编修工作加以指导，东奔西跑，也是他们的工作常态。

　　1994年，一批老同志在怀化评完县志后，又匆忙搭火车去新化评议《新化县志》。那时候的区间慢车，车里人多卫生条件差。半夜两点多，火车到了新化，人太多车门无法打开，只能爬车窗。条件艰苦，舟车劳顿，年高力弱者没有半点怨言。

　　整个职业生涯都与史志相伴，蔡素云说，地方志编纂院是个“清水衙门”，当了“志人”得耐得住寂寞，一坐一整天就是常态。遇到一个搞不准的史实问题，再三推敲、反复比对、四处咨询、翻查资料，常常折腾半天，才能把那短短一行字安放在册页之中。编完后，再由好几个工作人员以交换通读的方式进行审读。审读的意见和批注，有时比原文还要长——因为每一个字，都要对后人负责。

　　浩如烟海的资料、密密麻麻的文字，在外人看来枯燥乏味。蔡素云不同意：“钻进去了挺有趣的。可能我的性格是能坐得住的吧!尤其是看到一堆纷乱的素材，经过我们的编审而变得条理清晰、史实清楚、归纳得当……那是真的快乐。”

　　蔡素云对一次勘误经历印象深刻。20世纪60年代，为方便居民出入，从长沙河西建了一座通往橘子洲的民用桥。后因年久失修，加之在建桥时没有考虑通航和行洪问题，安全隐患大，引起社会关注。承编部门交来的稿件中记述，该桥于2012年拆除。几轮审稿，都没有人提出异议。但她再一次看稿时发现，跟后面的记录存在前后不一致的问题。通过翻阅往年报纸，她找出了确切时间——2003年10月17日开始拆除;10月19日，“湘江便桥”永成记忆。“那是真的快乐!”她再次说。

　　但是，“清水衙门”的代际传承和人才留用依然是个固有难题。江涌坦言，全省修志人员青黄不接，年龄结构断层，领军人才稀缺，高端人才紧缺，专业人才短缺，是影响地方志事业高质量发展的瓶颈问题。

　　这一年，他们开思路、蹚新路，联合省人社厅建成省地方志专家库，加强地方志系统人才队伍建设，加大与高等院校、科研院所、出版机构合作力度……取得一系列成效。“今年，我们还将构建省级地方志专家库动态调整机制，引导组织更多专家学者有序参与地方志工作。也将继续开展地方志业务培训，办好第一期地方志专家高级研修班。还将完成湖南省地方志学会换届，充分发挥学会的桥梁和纽带作用，拓展地方志工作的内涵和外延，培育壮大地方志事业的社会参与力量。同时，积极组织开展‘韩公亭杯’理论征文评比、表彰活动，继续打造地方志理论研究品牌。”江涌说。

　　让人欣慰的是，能品味修志快乐的年轻人也有不少。院里的年轻地方志工作者周涌在一旁腼腆浅笑。正式加入业务工作4年，他说，修志让他找到了职业成就感和归属感，他的目标是向“专家”迈进。

　　昨日的累加，成就了今日。“通过编志，追根溯源，我才知道一个决策、一个机构是从何而来的，这让我开拓了视野、增长了见识，也启发了思考。”从今日眺望昨日，周涌感到受益匪浅。

　　除了编审地方志，他也爱读古代方志。遇到有趣的记载，就隔着漫漫时光，与当年的修志人“会心一笑”。这种乐趣藏得深，寻找这种乐趣本身，也成为了一种乐趣。

　　他读到了光绪《武冈州志》中明代进士于子仁的故事。于子仁在山东当县令时，某日其辖区内有人被老虎所伤，于是便告知官府。听闻消息之后，于子仁安排手下进山抓虎。他写下了两道文牒，告诉手下“进山之后将文牒焚烧就有结果”。手下依言而行，文牒焚烧之后，老虎现身了，被押至衙门。于子仁对着老虎劈头盖脸地训斥了一番，而老虎仿佛能听懂他的话，原路返回山里，从此不再为害地方。

　　“这个故事又荒诞，又有意思。细读还能得到一些历史信息。”周涌把这个故事写成文章，在地方志编纂院内刊《韩公亭》上发表。这部内刊，由院内十余位年轻人担任编辑，在内容编排上被鼓励着创新，已编印15期，赠阅8万余册。文章也上了网，让更多人了解到地方志的有趣之处。

　　这正是这几年的尝试之一。江涌说，要让地方志中的文字活起来，使地方志这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实现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就要坚持守正创新，古为今用、推陈出新，通过方志文化与科技融合，探索一条创新引领、共建共享、“互联网+地方志”的路子，利用数字影像、网络新媒体等各种媒介，依托数字方志馆、方志网、地情网等融媒体平台，深挖“地方志+”的各种可能性。

　　“地方志要从书架走向大众，从系统内部走向社会。”江涌说，要把地方志中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神标识和具有当代价值、世界意义的文化精髓提炼出来、展示出来，还要向社会提供更多充满方志元素、展示方志魅力的新型公共文化产品。“我们要将志书中的内容转化为传统文化、湖湘文化、红色文化、乡土文化的活教材，让志书真正亮起来、动起来、活起来、热起来，让志书为党所用、为民所用、为社会所用。”

　　罗洋山临水耸立，见证着未来更多沧海桑田的变化；见证一部部旧方志被吹落积尘、擦亮名字；见证一部部新修方志的累加，成为经典。目前，他们正加快湖南现存旧志摸底和整理，建成堪存堪鉴的方志“金库”，探索建立全省古籍旧志整理规范；组织编纂《我们的“红”土地》、家风家规家训系列丛书；计划启动实施新修《湖南通志》《湖南历代方志集成》“湖南省特色志丛书”编纂出版项目，《岳麓书院志》《沙洲村志》《菖蒲塘村志》编纂项目……

　　挥别这座小山时，感受已与初见时大不相同——多了敬重。了解一地，才更热爱一地，才能把自我融入其中。这是多么朴素的道理。“存史、资政、育人”这几个字跳上脑海。我们想，这是一种文化使命意识，一种存史鉴今的责任。而接过这责任的那支笔，在这里。